盛章一起起名顾宏义辨奸论真伪问题考述上2

署名苏洵（字明允）所撰的《辨奸论》一文，因其以“奸”指斥王安石，故自此文面世伊始，士人间便争议纷起。学界一般以为直到清代，李绂、蔡上翔始指出《辨奸论》乃属他人托名伪作，但其实不然。检明代王世贞于《书老苏文后》中有云：

对于苏轼编纂张方平文集情况，苏轼有《乐全先生集叙》，述称张方平“自庆历以来讫元丰四十余年，所与人主论天下事，见于章疏者多矣，或用或不用，而皆本于礼义，合于人情，是非有考于前，而成败有验于后”。又云：

又，张方平《谢刘莘老寄玉堂集序》云：

苏轼《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》收载于《东坡集》卷二九，有“伏蒙再示先人《墓表》，特载《辨奸》一篇”云云，又言：

又《答陈传道五首之三》云：

并称“先生既没三年而安石用事，其言乃信”。[154]按，王安石母吴氏嘉祐八年八月卒于京师。[155]然如若《辨奸论》撰于嘉祐八年，因苏轼、王安石初识于嘉祐元年，如此则颇失苏洵“能见微而知著”即一见王安石便能识别其为“大奸慝”的“先见”之明，而且更为关键的是，如后人所指出者，苏洵“此举未免不合情理，交游之母丧，不仅不往吊，反作《辨奸》一文恶攻之，除非两人有深仇大恨或作者心理变态，常人决不会有此出格得匪夷所思之举”。[156]确实，据《默记》记载，王安石“丁母忧，已五十矣，哀毁过甚，不宿于家，以藁秸为荐，就厅上寝于地”。[157]此类行为即是世俗传统大加称誉之孝德。因此，《辨奸论》中强调“凡事之不近人情者，鲜不为大奸慝”，而苏洵如此之行为也显属“事之不近人情者”，则亦当归入“大奸慝”之列？似有鉴于此，宋人著述中颇有将撰作《辨奸论》之时间提前至嘉祐初年者。方勺《泊宅编》述云：

然朱熹所言，显然是因为看出世人所传的苏洵撰作《辨奸论》时间与动机之不合情理，但其言“老苏《辨奸》，初间只是私意如此，后来荆公做不著，遂中他说”，仍似不然。稍早于朱熹的朱弁，即于《曲洧旧闻》中记载道：

可见朱熹所谓“尝记一书”，似即指朱弁此书。不过，朱熹此一说法，世人少有呼应者。宋末周密就曾针对朱熹此说指出：

确实，除苏轼此《谢书》外，北宋后期似无人知道还有此《辨奸论》或《墓表》。于是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中遂称当时“明允作《辨奸》一篇，密献安道。以荆公比王衍、卢杞，而不以示欧文忠。荆公后微闻之，因不乐子瞻兄弟，两家之隙遂不可解。《辨奸》久不出，元丰间，子由从安道辟南京，请为明允墓表，特全载之。苏氏亦不入石，比年少传于世”。[189]欲以此来解释直至北宋后期世人尚不知有《辨奸论》、《墓表》二文之惑。然此说却与邵博《邵氏闻见后录》所云有异：

邵博又云：

而叶梦得也尝云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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