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惠养花读史杂记一

自从去年（22年）阴历五月二十五日以来，我大概每日在微信读书平台上读史书（主要是《史记》）十页。并于当日写了“自今日起，日日不间断读二十四史并《清史稿》，不敢求有所得，但能持之以恒，已是一大功绩矣。”

到今日为止，粗算已经有二百五六十天之久。

电子版《史记》大略有二千四百多页，若按时间来算，早在十几天前就应该全部读完，并已经开读《汉书》了。

但事实上，至今日为止，我只读到了第一千六百八十页《郦生陆贾列传》。

这其中原因，也就是我之所以要读史的初衷——如养花、钓鱼、品茶一样，人在做什么事情，往往有时候是一种反向表达。

越是没有耐心、恒心的人，却偏偏要做看似耐久恒长的事情。做一件与自己性格相左的事，有时候也可以起到磨砺本性的作用。

即便如此，我的性子至今仍旧很毛躁——这并没有什么好隐讳的。

我有些时候心性很不成熟，想读书的时候没日没夜的读，连饭都可以不吃。不想读的时候，常把“读书”二字忘到九重天外。

喜怒无常、快冷快热。这八个字正好是给我量身定做的批语。也正因如此，我才强迫自己，每日读史，培养耐心。

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坚持读史已有数月，第一部史书——《史记》也已经阅读泰半。是时候坐下来写些东西了。

我很喜欢写文章，有时候又不想写。究其原因无非一个“惰”字罢了。

头绪纷繁，无处下笔。先引一节自己的旧文罢：

“余幼年不甚好学，每以不肖。素好闻闾巷杂谈，有论汉高祖者，每不屑，以为市井无赖。及稍长，读《史记》，每读至项氏尊为天神，有取代之志，有扛鼎之力，论其德不失君子之度，论其才能有破沉之谋。而读至高帝常侧目，身微止于亭里之伯，志量常在酒色之中，至于剧赌泼皮举凡无赖之行几无不具。以项之嘉有乌江之丧，以刘之丑能得中华之鹿？呜呼！天行或有差兮？

及成年以后，迭逢世变，谙熟炎凉之态。又曾几读《史记》，夫秦以六世余德，仗虎狼之师，以穆公而得立五伯之席，重卫鞅而废井田之制。传自始皇，历经百岁方合六宇。高祖以布衣之身，值诛秦乱世，陈涉举，张楚兴。项氏怒而暴秦亡。及彼乌江自刎，凡五数年而已。曷哉以五年成百岁之功？天命无亲乎？

嗟乎，刘季。非萧曹相之是天相也，非留侯之算实天算矣。天命茫苍，圣人难知。盖人生于世，谋事者人也，成事者天也夫。大位协天之定，择二三子适者居哉。

周以封建立国，而其国之亡亦在封建。秦以竣法称雄，而其祚亦断于疴刑。夫修盖世之能也，小能也。人之能非天能也。天命糜常，刘玄德宗室之后，有卧龙凤雏为相，难道不如张良？关张马黄之力不敌韩信？曹孟德世称枭桀，雄比项羽否？同据蜀道之险，同戴汉王之名。而备之实力远胜于季，曷高祖能定四百载天下而备二世亡国？遗阿斗不及思蜀。

君子立身，惟德是重。天命辅佐，惟适是择。周而复始，各有定数。人力有穷，造化无尽。如此而已矣。”

这篇文字题为“刘成论”，这并不是一个很妥协的题目。但迄今为止我仍没想出什么合适的题名。所以暂时还是先用这个名字罢了。

这篇文章是于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最早在软件“诗词格律”中发布的。大概稍晚几日，于微博上也全文转引了。

当时我尚未立志通读《史记》，也就不可能对《史记》有如今日一般的认识。

虽然之前也零零散散的读过一些，但仓促思维未免有失。今日看来文中的文字、标点、段落和语句通顺程度都是有问题的。

甚至文中有些观点已经和现在大相径庭了。以至于我现在读时，经常会奇怪：当时我怎么会写下这么一篇文字？然，我仍旧一字未易的转引如上。

因为人总是会成长的，但总不能用今日之自己去遮饰过去之自己。不能用一个已经改正过来的现在状态去装点过去。就像我当初就是这样想的，我早就看出了，早就改过来这些问题一样似的。

事实上“存真”有时候比“饰伪”更加可贵。那时候的我还不是现在的我，看不出也改不掉现在才能看得出改得正的问题。因此就把它“本来面貌”布诏世人，供自己和诸君一哂罢了。

抛去感慨不谈，单说两年前的这篇文字，实际上也是老生常谈的论点罢了。于史识、史实毫无一丝创见。

但我至今仍旧推不翻这篇文字的立义。因为我此时的发见，依旧和两年前大同小异。有些想法变了，但并不是彻底的变革。这是我，可能也是每个人的局限所在。如果有哪一天，我对史书、史识有了彻底的改观、立意，我想那时候我一定会改弦更张再写一篇“刘成论”出来。

所以此文虽然也是读史感悟，但从实际来说，只是鼎新，并不革故。瓶子依然照旧，装些新酒进去罢了。

中国的史和史书，都必须从《史记》说起。所以，这倒不是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谈起的难题。

我读《史记》的时间其实不短，除了心烦气躁实在不能安心读书的二十几日以外，每日十页，概不间歇。但谈起心得，截止目前为止，仍是一无所获。

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，因为我是为了读书而读书，我想持这种做法的断不只我一人而已。

中国文史浩如烟海，我虽然没有精确计算过，但依我想见，总有数百万册，就算活得百岁每日读书，每日读得百页，也可能终身读他不完。若是为了读精、读深，重复的读一本或者一段，那就更加读之不尽了。

自古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想多读几本书，就不能逐字逐句的考证发见，只为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。”七字罢了。

曾国藩说：青年人读书，当以猛火煮慢火温。

我也持这一观点，趁着年轻多读一些罢了。将来有暇再做详究那是最好，若没有，也无甚遗憾。人总不能读的书又多，懂的书又多，背的书又多。治史大家或许可以做到，倘以我这样的悟性、耐心，若一味求全，不过是以有涯追无涯，不是“学而不思”就是“思而不学”到头来“两全具丑”罢了。

《史记》中的一些史实，其实早在晋宋之时就有争论。

西晋初《纪年》发现以后，关于“三皇五帝”和“尧舜禅让”就有了和《史记》完全相左的记载。

《纪年》著于战国，史统自古相承未断，从可信度来说应当是远高于《史记》的。

《史记》中说轩辕皇帝在位一百余年，这一点并不需要考诸经史，一想而知定然是假。关于尧舜的事迹，大多是作者理想化的推论，或者情理中的删削罢了。有些史料，到汉初时已经不复存在，有的史料虽在，但想必不符合马迁的史观，被有意或无意的删改了。

中国人很有意思，有很多时候并非不知真相，而是宁愿取信另一种真相罢了。

中国人的史观，自古就是四种并存。即演史、记载史、演绎史、取信史。

即演史就是真正发生过，或者正在发生的历史，这一点于史最真，但也是永久不可为世人所知的。

三国就是即演史，他在发生之时，除了相关人物之外，再没有人知道细情、实情。史家根据史料如实或不如实的记载，即有了记载史——《三国志》。

若干年后，后来的世界和人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，大家都不在满足于记载史了，就根据自己所处时代，合理揣测、文笔加工，对历史再加装扮。则演绎史《三国演义》便诞生了。

即便如此，每个人心中的历史，和对历史人物的感情都是不同的，自己在对“历史”的取舍中也各不相同。

这四种史观总是互相交杂的，有些明明可信但是没人信，有些明明不可信但是人人都信。历史从来就是以这种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的。

《史记》单从可信度来讲，虽可说在二十五史中脱颖而出。但也绝非全部属实的。因为中国历史上的“正统文化”根据，曾经有过数次变迁，所以史观也就同样数经变革。

《纪年》中关于自上古到战国的历史记载，可信度远高于《史记》，但其所持史观已经与汉朝人以及汉朝以后的人迥异，所以反而是《纪年》在晋宋以后逐渐湮没了。

《史记》的记载和观点，则被一贯传承至今。因此从现在的史观来说，《史记》中关于上古历史的记载，虽然有些“异想天开”但我们仍旧不能不取信。

在关于刘邦的记录上，《史记》记载则是可靠的。当时距汉朝开国不远，司马迁取舍史料近便，再则马迁也不是阿谀奉承之辈。所以他笔下的刘邦，大体还是生动、活泼的“人”。而非泥胎。

刘邦在《史记》中的一个人设为“轻士好骂”。他口头语常是“而公”两字。这两个字翻译做白话是“你爹”的意思。

《留侯世家》中他对吕后说“吾惟竖子固不足遣，而公自行耳。”意思是：“我觉得就是你（吕后）那个混蛋儿子（刘惠）真没用，还是让你爹我亲自带兵去吧。”

刘邦甘于做吕后的“你爹”，可谓是新一时之耳目了。除此之外，刘邦对于郦食其（音：夷积）、韩信、项羽、萧何、樊哙乃至是他倚重的张良也都是既来之则骂之。“而公”二字不绝于口。

除此之外，刘邦另外有一绝招，就是专骂“儒生”。对别的人，是他不高兴时才骂，做错了事时才骂，或者是被逼急了才骂。唯独对于“儒生”，刘邦则毫不惜言如金，可谓“有则骂之，无则加勉。”见一个骂一个，没见过只听说过的也骂。

由于他本人不是“儒家”出身，况是以反儒起身，阶级斗争，无时或忘。因此对“儒者”谩骂侮辱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但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被重视起来，正是汉初时候的事情。距离高祖善骂“儒生”未足七十载而已。

我想刘邦假设知道他的儿孙竟然在他身后重用“儒生”的话，恐怕高祖在九泉之下骂的就是汉武帝刘彻了。只不过碍于二人辈分悬殊，就怕不是骂刘彻“而公”如何如何，而是骂“而祖公”如何如何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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